从《青年杂志》

到《新青年》

1915年6月，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了上海，决心从文化启蒙入手发动思想革命，并着手筹办一份青年杂志。

1915年9月15日，陈独秀创办的《青年杂志》出版了创刊号。

《青年杂志》问世不久，群益书社突然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来信，信中说群益出版的《青年杂志》和他们的《上海青年》雷同，应该尽快更名。

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，《青年杂志》改名为《新青年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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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、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。十月革命胜利后，李大钊备受鼓舞，在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五号上撰写了《庶民的胜利》和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两篇文章，他在文章中热情歌颂和宣传十月革命，将布尔什维主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人民，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。

1916年底，蔡元培在留法同窗汤尔和家第一次看到了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，便被其深深吸引了。蔡元培与陈独秀原是老相识，此时蔡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，正到处物色文科学长人选。读了陈的文章后，蔡元培不禁眼前一亮，这不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吗？

当时陈独秀正与他的安徽同乡、上海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在京办事，蔡元培于是便来到西河沿陈独秀借寓的中西旅馆拜访，劝陈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。陈独秀舍不得放弃刚刚起步的《新青年》，有些犹豫，蔡先生就天天来找他聊天。后来蔡元培对陈独秀说，你可以将《新青年》带到北京来办，北大有一大批思想独立的教授，他们可以帮你写稿，也可以提高《新青年》的质量和知名度——蔡元培的这番话让陈独秀动了心。

1917年1月11日，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，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。当时很多人诟病陈独秀没有学位头衔，也没有像样的学术著作，如何胜任文科学长？

为了能让这个任命顺利通过，蔡元培特地为陈独秀虚构了学历和履历，称陈“东京日本大学毕业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”；13日，教育总长范源廉签发了陈独秀的任职命令；15日，北京大学宣布陈任文科学长；同日，陈独秀正式上任，《新青年》杂志也随之迁往北京。

进京后，陈独秀住在箭杆胡同，那里理所当然也就成了《新青年》的大本营。1917年8月，《新青年》因故停刊，次年1月15日复刊出版，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，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胡适、沈尹默、高一涵、周作人、鲁迅等人相继加入到编辑队伍中。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和北京大学文科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，《新青年》的撰稿人和编辑也大都是北大同人，这些思想独立的大学教授和学者积极为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大大提高了《新青年》的质量和知名度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正是有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，有了北京大学这个根据地，才有了《新青年》的兴旺和发达。

陈独秀在《敬告》青年中强调改造青年思想，辅导青年修养的重要性，呼唤青年站在时代前列，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。针对封建思想文化对国人的束缚，从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”“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”“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”“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”“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”“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”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世界、社会、青年、中国未来的看法，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，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。

毛泽东在文章一开始就通过揭示中国积弱的现象，而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体育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：“国力苶弱，武风不振，民族之体质，日趋轻细，此甚可忧之现象也。”他认为体育对于个人来说，能“强筋骨”“增知识”“调感情”“强意志”，对于国家则能造就不计其数的身体强健、精神刚毅的国民。他主张通过发展体育，走救国救民的道路。

这篇文章发表于1917年4月1日《新青年》第三卷第二号，署名“二十八画生”，（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共28画），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。

陈独秀肯定了该文对青年的激励和促进意义，并将其称为体育研究的开篇之作。